法院疑罪从无原则司法调查(法院疑罪从无原则司法处理)

肖文彬：诈骗犯罪、经济犯罪大要案律师、广强所副主任暨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（承办过不少中央电视台报道、公安部、最高检、最高院督办或指定管辖的案件）

——力求在诈骗犯罪、经济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

疑罪从无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、基本理念，如同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一样重要。综观司法实践中的那些无罪案例，在无罪判词当中，大部分都是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，从而作出无罪判决，这自然是疑罪从无理念的深刻体现。

但在司法审判当中，彻底贯彻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，更多的案例显示，如吴丹红教授所言：公检法只有充分确定被告人没有犯罪事实，才有可能以证据不足的方式确认其无罪，而不会真的仅依据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足“出罪”。

疑罪从无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主要体现在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项“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，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。”具体而言，根据《高检规则》第三百六十八条的规定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属于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：

（一）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；

（二）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，无法查证属实的；

（三）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、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；

（四）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，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；

（五）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，得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合常理的。

疑罪从无在法院阶段主要体现在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三）项“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。”具体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以及是否排除合理怀疑，需要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来予以认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，证据确实、充分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

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；

（二）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；

（三）综合全案证据，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。”

用通俗的话说，要达到证据确实、充分，至少要符合以下两点：

1.证据齐全，具有相当的数量。必须做到应该证明的对象都有证据证明，克服孤证定案的嫌疑。

2.证据之间没有矛盾，相互协调一致，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。这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具体体现。但在司法实践当中，不少情况体现在有罪证据片面结合形成证据链，对无罪、罪轻的证据链难以排除合理怀疑，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具有唯一性。

疑罪从重自然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反面，立足的基本逻辑是：高度怀疑你有罪，除非拿出确实、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你是无辜或者让司法人员确信你是无罪的才行。否则，证据存疑、事实存疑的情况下把不利的后果归结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嫌疑人的辩解很容易理解为狡辩与掩饰，主观恶性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治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变异成有罪推定，这种做法看似法网严密，但有时候既会错“伤”无辜，又会放纵真正的罪犯。比如湖北的佘祥林案，在真凶归案、佘案翻案之前，就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
最后谈一下疑罪从轻，由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，疑罪从轻的案例也出现过。疑罪从轻是在疑罪从无与疑罪从重之间做出的权衡与选择，有一些折中的味道。虽然离疑罪从无还有距离，但比疑罪从重改善不少。

疑罪从无、疑罪从轻，还是疑罪从重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这不仅是价值选择的问题，更是各种利害关系权衡较量的问题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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