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言：坦率地说，清朝的货币体系极其复杂，当然也要考虑到区域之间差异巨大，以及清朝统治者缺少真正的努力去创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货币体系。我们从讨论白银开始分析，在关于清朝货币的争论中，这种金属通常处于中心地位。这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就是清朝的货币，在清朝，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货币，至少白银或黄金不是：这两种贵金属都没有被用来铸币。白银只是一种记账货币，此外，实际上存在各种不同的银两。对于日常的小额交易来说，在18世纪和19世纪，铜币才是清朝普遍的支付方式。

清朝白银示意图

清朝货币的支付方式（1）：白银

清朝用作货币的主要材料是铜、银、纸币。让我们从对白银的一些评论开始分析。白银构成了清朝货币体系的核心，不过在漫长的18世纪，白银在清朝仍然是稀缺的。据统计，19世纪初期清朝白银总存量从未超过人均140克，当然，这个数据的误差和不确定性是难免的。

无论白银进口、出口和生产的确切数字是多少，研究清朝近代早期历史的专家似乎都认为，早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著名的"白银外流"事件之前，清朝的白银就已经很稀缺了。在18世纪的某些时期清朝白银严重短缺。引人注目的是，清朝中央政府并未做出太大的改变。清朝政府本可以鼓励与西方人的贸易，这可能带来更多白银，但是它在这方面并未做任何事。

有很多例证表明清朝政府关闭了银矿或反对开采银矿。清政府试图对白银进口征缴关税，它声称有权对其征税。在清朝政府看来，外国进口的银锭不是流入的通货而是流入的商品，因此可以对进口的白银征税。他们还坚持认为，白银在运入清朝后应该完好保存。原则上，直到19世纪下半叶白银才被接受为清朝国内市场的法定货币。直到那时，以白银征缴的税收通常要以银锭的形式支付。唯一应付稀缺的策略，似乎只有禁止白银出口。

清朝白银示意图

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，清朝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鼓励开采，或者在与"西方蛮夷"打交道时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。我的观点是，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，清朝精英制定的政策并非是最优的。例如，清朝政府没有通过白银铸币设定一个本位，这一点一直让外国人感到吃惊。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，清朝政府应该为自己国家的货币设定本位，并为其价值做担保。

铸币的广泛多样性使交易非常复杂，人们常常需要切割货币验证其金属含量。这会损坏铸币，并导致进一步磨损。清朝政府知道许多国民更倾向于使用外国铸币。不过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，清朝没有铸造官方银币，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。外国的铸币质量更好，更容易被溢价接受。19世纪20年代新贬值的硬币从西属美洲运到清朝，货币当局对此没有予以回应。基本上政府唯一积极采取但仍徒劳无功的政策，就是试图禁止白银出口。

实际上清政府没有铸造任何银币，也就意味着它不能采取措施，通过货币贬值增加货币供给。它也不能征收铸币税，就像对铜币征收铸币税那样，虽然"火耗"实际上可视为一种铸币税。清朝正式的火耗可以达到3%。在实际中有可能会更高，尤其是在雍正皇帝试图禁止过度征收火耗之前的一段时间。针对小额铜币征收的铸币税当然不会很多。在这方面，英国的情况同样是特殊的。目前，从理论上讲根本不存在政府的铸币税，但是一个人在上缴银锭之后必须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才能获取银币，这实际上相当于向政府的铸币厂交了一笔税。在清朝，清政府很少有压力和迫切的愿望做这些事。欧洲各国政府显然更关心货币主权。

清朝铜币示意图

清朝货币的支付方式（2）：铜币

至于清朝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交易，清朝统治时期铜币毫无疑问一直是主要的支付手段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清朝始终保持了一个铜币经济。铜而不是白银才是清朝货币体系的核心。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白银变得更为稀缺时，这一现象就更普遍了。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观察家认为，在清朝除了铜钱没有全国性货币。

清朝有铜矿，尤其是在云南。那里也开采大量白银，并且铸造铜币。德国历史学家傅汉思估计过1644年—1800年帝国铜铸币厂的产量。他估计铸币厂生产了3.3亿贯铜钱，每贯有1000个铜币。至少按官方标准，这相当于3.3亿两白银，年均大约200万两。18世纪下半叶每年铸币厂产出200万~300万贯铜币。

据统计，清朝统治的第一个百年铜产量就达到了1000万斤，相当于每年30亿铜币或300万两白银。他认为这也是清朝整个统治期间的平均水平。实际上银和铜的兑换率有较大波动，也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。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铸币厂生产铜币。当地政府很有激励封锁自己的铜币外流，而这当然会损害货币一体化。在讨论这些数字时，我们必须意识到铸币会遭受磨损。

清朝铜币示意图

我们谈论的是极高的铸币成本，即铸造铜币依靠手工，在乾隆初期成本平均为铜币价值的15%，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变得更便宜了。在欧洲，货币早就实现了工业化生产，以模型来浇铸。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，蒸汽动力已被用于铸造小额零钱，第一台现代铸币机直到1887年才从伯明翰带到清朝。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和所有在清朝使用的"小额零钱"的磨损造成了巨大损失，这是民众在使用低价值货币时被迫付出的成本。

对于清朝政府，为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易提供铜币是优先目标，即使提供小面额的硬币代价不菲。据黑田东彦所说，也正是这一原因，欧洲地中海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发行贵金属货币。在英国，政府明确选择专注于大额货币。另一个与主要使用小额零钱有关的弊端就是所需铸币数量巨大：在19世纪初，伦敦一个工人每天赚的钱相当于0.5两白银。按照清朝官方的兑换率计算，这将是500个铜币。随着铜对白银的兑换率降低，有时达到2500个铜币兑换1两白银，那么0.5两就需要多达1250个铜币。

在当时的清朝，每天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。但是即使就像已经做的估算一样，我们假设工人工资基本在每天1.5~4克白银（1000个铜币兑换1两银币），这意味着需要40~100个铜币。如果铜币和银币之间存在固定的兑换率，这本不是一个问题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因此，支付往往是相当费力的。对于大量的交易来说，铜钱的价值太低，而相当于37克多白银的银两，对于日常交易来说价值又太高。另外，金认为，清朝清朝铸造铜币的方法"比欧洲更为原始，更不精准"。而且，这一状况在英国开始使用蒸汽机铸造硬币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善。

清朝铜币示意图

云南的铜产量往往不够并且效率很低，部分是因为它的组织方式，部分是因为技术问题。在这些组织问题中，政府的影响尤其明显，因为它试图把价格固定在一个过低的水平上。政府禁止私人炼铜和采矿。有些时候比如在19世纪上半叶，铜币私铸受到禁止。因为铸造铜币成本非常高，许多旧铜币仍在流通，特别是还有很多假冒伪劣的铸币没有得到系统有效的处理。将铜币从云南运到大量使用这些货币的地区成本也很高。就技术问题的实质而言，最有效的办法是引用陈慈玉在有关清朝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云南铜币生产的论文中的结论：

在19世纪初期，因为危险的矿井越挖越深，原本储量丰富的铜矿已经枯竭，铜矿严重透水以及冶炼所需的燃料短缺，使得铜矿开采变得更加昂贵。要生产100斤铜，需要1400~1500斤木炭，并且在铜矿地区木材很快就采伐一空，所以人们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木炭。因为未能突破开采的技术瓶颈，云南的铜产量下降了。

为了明确清朝政府在为民众提供铜币时所做的努力有多大成效，必须了解我们提到的生产数量意味着形成多少实际的铜币供给量，特别是从18世纪末开始。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。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私人铸币厂，增加了生产总量；另一方面，正如之前所说的，铜钱受到很严重的磨损，可能很快从流通中消失。

清朝铜币示意图

清朝在大约160年间生产的白银约为1.2万吨，相当于清朝人均约1两白银；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这一数字也不会更高了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。我们有更多具体数据。乾隆年间生产了1.6亿枚铜币，嘉庆年间生产了5500万枚。以每人每年来计，前一个时期约为12.5枚，后一个时期不到7枚。在雍正时期的第二年是每人8枚。这些数字也并不意味着铜币作为清朝清朝的通用货币供给充足。

此外，我们还得考虑伪造的铜币。清朝伪造的铜币数量非常庞大。1793年官员在湖南、湖北和云南收缴了2000万斤的假币。仅在云南，嘉庆年间就从流通领域中收回了超过100万贯的伪造铸币。但是，即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官方、私人和假冒铜钱的产量，并加到清朝的白银存量中，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清朝清朝可充当货币的贵金属总量很小。一贯铜钱的价值肯定大大低于200克白银，因此，铜可能在日常使用中很重要，但也只相当于白银的一小部分。

清朝汇票示意图

清朝货币的支付方式（3）：纸币

纸币在清朝并不陌生，相反，纸币早在宋朝就已发明。我们知道的第一张纸币，即没有日期限制的正式发行的汇票，是由金国在1189年发行的兑换凭证。在明朝建立后，由于通货膨胀，纸币已经消失了。在18世纪末，一般而言各种票据再次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。清朝政府发行的纸币直到1853年才重新出现。

清朝的纸质汇票在18世纪很晚的时候才在与西方人的贸易中使用。在鸦片战争之前大约一个世纪，清朝出现了四种"信用工具"或"纸币"。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清朝银铜复本位制的缺陷。这四种信用支付工具分别是白银票据或现金票据、本土银行支票、汇票和称之为挂账的转账系统。

直至乾隆年间，民间票据市场方才出现。这些支付手段的重要性迅速上升，虽然对我们分析的主要时期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，只能猜测实际上它们有多重要。与长期以来政府垄断票据相反，19世纪主要是旧式私人银行和公司发行的纸质票据供流通使用。如前面指出的，直到1853年政府才再次发行纸币。同时，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已经开始在清朝各地作为货币使用。我们只能得出结论，政府没有起到多少作用。

清朝货币示意图

清朝的“银铜复本位制度”极其复杂和烦琐。这一制度的复杂和僵化肯定推高了交易成本。这些对清朝的货币来讲都不是好事，当时的人们也这样认为，这在以下事实中显露无遗，即一种外国货币在本国各地广泛使用，尤其是在跨国贸易中。美洲银元不仅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在发挥作用，还成为一种"真正的"货币。

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，这些银元取代没有铸造成形的银锭成为支付手段，18世纪之后更是如此。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，这些银元往往能够以远超其白银价值的价格进行兑换，而银锭则用于出口，以获得银币。许多清朝人使用外国银币，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外国银币更便于携带和交换，与清朝人自己铸造的银币相比，在形状和式样上也制作得更精良。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民众对外国货币的偏好并试图予以反击，坚称外国硬币应该熔化，铸成银锭，并禁止其在国内生产。

至18世纪末，清朝官员引导一些银匠制造银元，在各个方面都与西班牙银元别无二致。然而这些银匠在设计和重量方面没有统一，因为众多工匠的工作相互之间完全独立。此外，银匠加入合金以掺假，比例可达50%以上。这导致之后清朝禁止任何银币的铸造。后来重新出现过一些新的官方努力，以铸造清朝自己的优良银币。但是，没有出现能够改变全局的成功案例。不出所料，不是每个清朝人都能抵制诱惑，他们无视政府法规，尝试自己私自铸造银元。最后，清朝的利率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，这表明清朝的货币和货币供给确实存在某些问题。

清朝纸币示意图

当然，我认为不应该把所有这些货币和财政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清朝政府。但是，显然政府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。在清朝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，一个良好的财政和货币体系最终必定取决于国家的作用。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密切关注国家财政和货币事务。

历史上清朝曾在宋朝、元朝和明朝三次努力推行纸币，但都失败了。每次清朝中央政府尝试使用纸币，都会导致过度发行、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以及各种随之而来的混乱。纸币是信用货币，其使用基于信任、透明度和一定的制衡。清朝一直缺乏这些东西。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的白银流失大危机中，清朝政府拒绝所有发行纸币的建议，主要原因是对官僚贪腐的恐惧，对人们会伪造这些新货币的担忧以及对国家缺乏信心，这同样适用于面值高于其内在价值的大额硬币。

清朝纸币示意图

结束语

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清朝统治者总体而言似乎并不关心清朝的货币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他们没有铸造任何银币，也没有印刷任何纸币，虽然有人建议这样做。对清朝经济影响巨大的银铜兑换率几乎完全任由市场决定。当各国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，清政府却徒劳地试图通过禁止白银出口或者降低铜的生产，来解决这一问题。银荒时期虽然出现了激烈的辩论，提出了很多补救措施，但是，在这一危机四伏的时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。

显然，在清朝清朝的银铜复本位制下，货币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“银和铜”这两种金属的可得性，而货币当局对此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。这是一个糟糕的制度，缺乏根据市场对流通媒介的需求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灵活性。然而，清朝货币除了僵化外，还存在其他严重缺陷。比如清朝白银和铜币之间的兑换率持续波动产生了不必要的风险，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。更糟糕的是，清朝货币缺乏统一性，由于没有标准化的银铜用于流通，其价值是由重量和纯度决定的。要确定一块金属的纯度，需要一位专业的货币兑换商。

白银和铜币，是清朝常见的货币

清朝缺乏重量标准，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“两”作为清朝白银的重量单位，在各个地区、各种交易中都不一样。铜币也同样复杂，流通中的铜币包括各种硬币，如政府授权的、伪造的和来自日本、安南等国的铜币。自然而然地，这些不同类型的铜币含量和重量各不相同。因此，清朝货币的世界里充斥着各类银和铜币的兑换率，不同种类的铜币以及银的多样性，所有这些都导致兑换率剧烈波动。最后，这两种货币，特别是铜币因过于笨重又缺乏现代化的交通设施，以至于无法运至远方，同时也太不方便，无法满足大额贸易的要求。